孙杨团队全程用了三个翻译，
第一个是孙杨团队雇佣的同声传译，没有露面，翻译的漏洞百出，词不达意，把老外听懵圈了，法庭审理没法进行了。这个翻译不合格，打30分。
第二位，就是下面这个女翻译，人家不是专职翻译，她是WADA的华裔雇员，为了保证法庭能够顺利进行，临时客串给孙杨团队当翻译，凭良心说，这个翻译还是不错的，就凭孙杨还有他妈，还有那个巴医生，回答问题东拉西扯，避重就轻，人家基本上翻译准确，就已经勉为其难了，另外还帮忙过滤掉一些不妥当的表达，比如孙杨做最后陈词时对法官说，“我有录像，放了你敢看吗？”如果如实翻译，孙杨就又多了一条恐吓法官的罪名。所以这个翻译可以打80分。
最后这个冒冒失失上来的哥们，就是个奇葩，孙杨因为不满意女翻译，在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，一招手就又换一个，最后被哄下去了，0分。
美国陪审团可以做出最终裁决，那法官来干嘛的？
在英美的法律体系设置中，咱们中国人最不能理解的，大概就是所谓“陪审团制度”吧！什么是“陪审团制度”，最粗浅一点讲，就是让“吃瓜群众”断案。法官做什么，就是维持秩序和程序；律师有啥用，就是竭尽全力说服这些外行瓜众。
这是我们看美国影视剧最常见的场景：一个地区若有人犯案了，就从本地电话簿上随机筛选出12~23个成年公民，强制他们充任“陪审员”，再由这些类似““朝阳大妈”、“海淀网友”的群众，在听取双方律师争辩后，关起门来讨论，不受任何外在干扰，去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，一旦审完又随机解散。只要陪审团多数认为有罪，留给专业法官的唯一职责，只是依法量刑，给出相应的正式判决，实际反倒最没权力，像只是协助走过场似的助手。简单讲，陪审团是判断“有罪无罪”，法官是裁决“如何量刑”。这真是一项奇怪的发明。
多前年，我开始涉略一些法学书籍，看到这个制度也是惊诧莫名，好些年都想不通其中的门道：难道西方世界最尊贵、最精英的律师，拼尽全力读上哈佛耶鲁斯坦福，念了一辈子格老秀斯霍姆斯庞德哈特波斯纳德沃金，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劝服毫无法律素养的“瓜众”吗？那为啥还要开办法学院，直接让巧舌如簧的油嘴子们上——比如请白岩松马未都窦文涛们上台，效果不得是摧枯拉朽式的？更为重要的是，既然门外汉瓜众才是真正的审判官，那要法官还有何用？这不是本末倒置嘛！
咱们“中国群众”，对这些被临时拉去当“陪审员”的“美国群众”的不信任，那是有依据的。因为外行比内行权力还大，冤假错案肯定错不了。比如，早些年轰动全世界的“橄榄球明星辛普森杀人案”，认定无罪的陪审团就被全美群众骂到狗血淋头，是愚不可及。而且，群众因为善良乃至无知，确实容易被狡猾的律师误导：丧心病狂的杀人犯，往往因为辩护律师善于利用，大谈委托人如何凄惨、怎样被欺凌、多么无辜和无心才被迫杀人啥的，只要博得陪审团同情，往往都能无罪释放。又或者，假设在一个黑人占主体的州，某个黑人犯罪了，只因陪审团多是黑人，仅仅出于抱团心理，也会被判没事。天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司法审判制度吗？
“陪审团”制度，本意是要避免“公家”滥用权力搞出冤案，但它的弊端也的确太显著了。不说咱们看不惯，英美自家也一直有人呼吁要废除这个机制，改由职业法官独立审理一锤定音云云。但英美国家很冥顽不灵，针插不入水泼不进，主流社会始终以此为傲，认定为英美法系中最具特色、最人性化的设置。连被“削权”的美国法官，都是最忠诚的拥护者。1980年前后，“美国律师协会”对全美6544名法官做过一次民意调查，结果有90%以上法官赞成陪审团机制。
你说，美国佬和他们的法官们，都是脑子秀逗了吗？
不管理论上还是现实中，恐怕还是得承认：“法律这么专业的事务，应该完全由专业人士去处理，甚至让法官独断专裁”，这种思路只是“很中国”而已。
再说句实话，那些动辄喷陪审团机制是“英美法系最大弊端，只会让律师钻漏洞”的批判者朋友，又确实多是不懂它如何运作的法律外行。单以经验主义而论，道理都再浅显不过了：假设它真的这么low、如何不公正，为何西方人自罗马时代以来就有条不紊地运作了几千年？正因为行之有效，他们才坚持不放，从精英到大众也才会一致拥护。
我们比较容易混淆的是，在美国法律体系中，陪审团其实主要分为两种。一种，姑且叫“大陪审团”，性质相当于人民群众组成的“检察院”，通常由案发地区选出23位公民组成，一般处理有争议性的重大案件。他们的任务，是在法院立案之前，了解“公家”提供的人证与物证后，判断是否应该起诉。
比如1998年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的丑闻事件，就是由23位随机的“陪审员瓜众”定出的起诉结果。这种事情，在一般国家，都会陷入党派斗争、利益争夺、党同伐异的泥泞之中，甚至导致整个社会混乱与对立。可本来无关的陪审员群众却能依据事实、证据、常识、理性，做出超越性的判断——很多事情其实也不需要“专业”就能判断是非，从而让所有人没话可说，让事情顺利过渡。
另外一直，就是最常见的“小陪审团”，一般处理常见的刑事或民事案件。也是由案发地随机挑出12位公民，而任务则是判定嫌疑人是否有罪。专业上的问题，比如人证、物证等干系，双方律师会通过唇枪舌战当场辩论清楚，主审法官也会提供法律知道，最终的判决则由这12名社会人士投票决定。这里面的特点，就是要凭借普通人的社会经历、基本逻辑、常识依据及公正本心，给出判断与结论。这些人，往往岁数不同、职业不同、性别不一、阅历有差，实际代表着“广泛性”。
这种机制，其核心目的，其实就是要避免“专业人员”得“过分专业”，只认法条死理不讲人情，同时让职业法官的公权力得到群众制约。陪审团一旦定出“是否有罪”的结果，多大的法官都是没法推翻的。
至于一些专业的法律问题，比如人证如何采集、证据是否有效、规则是否合理等等，都是由“公家”的专业人士事先给妥当排查了。
这其实是一种分工明确的设置：陪审团成员认定事实问题，即“是否有罪”；而法官裁定法律问题，即“怎么量刑”，泾渭分明互不干扰，形成一种互动性制衡。这里面，法官不是没用，更不是被架空，而是无法居高临下，无法以权谋私，最终的法律解释与裁决开具，法官还是说一不二。
美国建国200多年，政坛丑闻层出不穷，可法官腐败之类却绝少发生，就是因为机制相对完善。记得2003年，美国 布鲁克林惊曝法官涉嫌腐败丑闻，一名法官被指控受贿了几千美元，已经是“让美国法律界深感蒙羞”了，其实也只是在一项和解协议书上签了字，换来的是3到9年的有期徒刑。具体的审判，法官并无权力插手左右。
这里面的奥秘，大的方面上讲，其实就是让普通人民“当家做主”，不需要什么地位就能参与公众事务；核心目的，就是遏制司法腐败，引出司法公正，因为任何法官在任何案件中几乎都无特权可言，压根无法黑箱操作，也让他们不用担心得到报复或受到异议人士的谴责，从而放心独立办案。
最直接效用，就是可以让案件不受人情世故左右、无惧社会舆论的压力，更不用顾虑“公家”人士的施压，最终得以依据常识、理性、良心给出判断。错案当然在所难免，但是再专业再公正的法官同样无法确保案案公正，这是人类理想中永远无法实现的。一个人，到底是否有罪，一旦陈述清楚，其实也无需多少“专业”就能判断出来的。影响案件的最关键要害，其实是人情、关系网。美国的陪审员机制，就是要堵死这一块漏洞。分工精细的专业人士、脱离社会的“学术呆子”，乃至自命不凡、好为人师、夸夸其谈的精英，其道德品质、价值理念、常识认定、事实理清能力，就一定强过普通百姓吗？
一个案件，假如证据没有问题、程序没有问题、法官没有左右，舆论无法干涉、公权力不能施压，你说它错判的几率有多大？即以辛普森杀妻案而论，当时证人出庭126人，呈庭证据1115件，审理记录足足50000多页，选陪审团选了4个多月（诸如律师、医生、议员这些群体，可能会因职业背景形成偏见，是不能充当陪审员的），最后留下24个人都是控辩双方都认可的——12个人是正式陪审团团员，另12个人是候补陪审团团员，这些人被与世隔绝9个多月，连电视报纸都不能看，程序几乎无懈可击。最终陪审团判决辛普森无罪，理由只是“证据不足”。要说“漏洞”，其实是美国司法体系的漏洞：宁可放过恶人，不能错判一个好人。
有些朋友要说，那我们事先贿赂陪审员不就行了？其实，人家美国佬早就想到了这招。人家完全随机挑选，参与过程匿名，出了法院大门就消失于茫茫人海，你找谁贿赂去啊？
当然，说了这些多，而且多数还是溢美之词，但我也绝对无意吹捧人家的“陪审团”机制多么完美。这个世界上，尽善尽美无隙可乘的机制，是不存在的，这理当是常识。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：
其一，人家西方世界自罗马时期以来，就专注在“司法建设”，几千年下来自然有其长处，值得咱们取经，一味地抨击是不合常理更不符合事实。美国人自己，也对这一套东西有褒有贬爱恨交加。而我们，也在不断借鉴他们的陪审团制度，从来都不是一概否定的态度。
去年，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卡瓦诺，面临着指控——男女行为不轨
其二，任何机制的确立与废除，都是很经验主义的，都是不断地与时俱进、与本土适应的，一切都得语境化理解。这句话再简化地说，就是陪审团也好，法官独断也行，都是国情化下的产物，适应美国的不一定适应其他地方。我们需要的，还是“拿来主义”而已，师夷长技、取长补短，才是我们最需要理解的一大“国情”。
何谓“中国”？“中者，从口、丨，下上通也”，通变才是文化核心。我们无需妄自菲薄，但我们从不间断学习。朋友，您说对吗？